七拐八绕，穿过几条喧嚣依旧的街道，苏晚晴终于找到了那家她在火车班次表背面小广告上看到的地下室旅店。
“悦来旅社”的招牌褪色得厉害，嵌在一栋老旧居民楼的侧面，通向地下的楼梯狭窄而阴暗，散发着潮湿的霉味和消毒水混合的刺鼻气味。
前台是个打着哈欠的中年女人，眼皮都没完全抬起来，用带着浓重本地口音的普通话报了个价格：“单间，一晚三十，押金二十。”
苏晚晴心里咯噔一下。比她预想的要贵。她默默算了算，没敢多问，从贴身口袋里掏出那个裹得严实的小布包，小心翼翼地展开，从一叠钞票里数出五张十元的，指尖有些发颤。
女人收了钱，扔给她一把系着木牌的钥匙，随手一指：“最里面那间。”
房间逼仄得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和一个掉漆的木桌。没有窗户，唯一的灯光来自天花板上那盏昏黄的白炽灯，将墙壁上斑驳的水渍照得清清楚楚。空气凝滞而沉闷。
苏晚晴反手锁上门，背靠着冰凉的门板，长长地、无声地吁出一口气。直到此刻，独自一人身处这方完全陌生的、不见天日的狭小空间，火车上的轰鸣和车站外的喧嚣才仿佛真正远去，留下一种近乎真空的寂静。
她走到床边，帆布包放在膝上，再次将那个小布包捧在手心，动作轻柔得像是在触碰易碎的珍宝。
一层层揭开裹着的布，那叠新旧不一、面额各异的钞票露了出来。最大面额是一百，更多的是五十、二十，甚至还有几张十块和五块的。它们皱巴巴的，带着不同人经手留下的痕迹，也带着爹娘和乡亲们体温残留的、最后一点虚幻的暖意。
她将钞票在床上摊开，抚平每一道折痕，然后开始极其缓慢、极其认真地清点。
“……四百九十五，五百。”
“……七百八十，八百。”
她的声音很低，几乎只是唇齿间的气音，在这个寂静的地下室里却显得格外清晰。
每数过一张，脑海里就对应着一张面孔——爹沉默抽烟时紧皱的眉头，娘在灶台前忙碌的微驼背影，村东头李奶奶颤巍巍递过来那张五十块时说的“丫头，争气”，还有弟弟把攒了许久的、皱巴巴的十几块钱塞给她时，那混合着羡慕与失落的眼神……
五千元整。
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她停下动作，将清点好的钞票紧紧攥在手里，厚厚的一沓，却仿佛有千钧重，压得她喘不过气。
这不是普通的五千块。这是全村人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希望，是爹娘半辈子的积蓄，是弟弟放弃学业换来的她的前程。这是她的“天使投资”，是她闯入这个繁华而冰冷世界的唯一弹药。
她拿出一个薄薄的作业本和一支铅笔头，就着昏黄的灯光，开始计算。
学费：三千五百元。（这是最大的一笔固定支出，不容有任何闪失。）
住宿费：学校最便宜的八人间，一年八百元。（她必须住校，地下室只是暂时的落脚点。）
生活费：她咬着笔头，眉头拧成了疙瘩。剩下的七百元，要支撑到她找到赚钱的办法之前。
她开始在纸上列出细项：
· 吃饭：每天必须控制在五元以内。早餐馒头五毛，午餐和晚餐各两元，或许还能省下五毛钱买点最便宜的素菜。
· 日用品：肥皂、牙膏、牙刷……必须最节省的买。
· 交通：尽量步行，非必要不坐公交车。
· 学习用品：笔记本用最薄的，铅笔用到握不住为止……
每一分钱都必须花在刀刃上，不容许任何计划外的开销，更不容许失败。她输不起。她身后没有任何退路，这五千元若是打了水漂，她不仅毁了自己，也毁了全家乃至全村人的指望。
昏黄的灯光下，少女的身影被拉长，投射在斑驳的墙壁上，显得单薄而倔强。她伏在小小的木桌上，一遍遍核对着数字，修改着预算，眼神专注得近乎虔诚。
在这里，在这间不见天日的地下室，她完成了来到上海后的第一次“财务核算”。没有教授，没有课本，有的只是生存最赤裸的压力，和那沉甸甸的、名为“五千元”的初始资本。
她将预算表小心地折好，和钱一起重新裹进布包，贴身藏好。然后吹熄了灯，躺在坚硬的板床上，在完全的黑暗和寂静里，睁着眼睛，直到天明。
这五千元的重量，她得用整个未来去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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