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辩论事件后的校园，像是被浇了一盆冷水的炭火，表面平静，内里却仍有余温。
奖学金落选的消息，像一根刺扎在我们三人心里，但表现方式各不相同。
赵瑞龙表现得最为“洒脱”。他当着我们的面，把那份落选通知单折成纸飞机，从窗口轻轻一掷：“呵，正好，我本来也没指望那点钱。”
纸飞机在风中打了个旋，飘向楼下。但我知道，他昨晚在梦里咬牙切齿地说了句：“凭什么。”
陈默则选择了最直接的方式。他写了一封长达八页的《关于奖学金评定标准的若干思考》，准备递交系里。我劝他慎重，他却说：“如果连说真话的勇气都没有，读书何用？”
而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矛盾。一方面，我觉得陈默做得对；另一方面，赵瑞龙的“现实论”又在耳边回响。
这天下午，我在图书馆遇到了沈清薇。她正在看一本《中国农民调查》，眉头紧锁。
“你也对农村问题感兴趣？”我在她对面坐下。
她抬起头，眼神里带着忧虑：“我在想，广场上那些同学争论的宏大命题，和这些书里描写的现实之间，到底有多大距离。”
她推过一张信纸，上面是她清秀的字迹：“这是我父亲刚从乡下调研带回的资料——去年全省农民人均负担占收入的28.7%，很多地方还在打白条。”
我看着那些触目惊心的数字，突然觉得，我们在校园里的争论是多么苍白。
“所以，”沈清薇轻声说，“有时候我在想，热血固然可贵，但冷静的思考也许更重要。”
这句话像一记重锤，敲在我心上。
晚上回到寝室，陈默正在奋笔疾书他的“万言书”，赵瑞龙则在对着一面小镜子练习微笑——据说他最近在争取进入学生会的外联部。
“致远，”陈默头也不抬，“你来帮我看看这段论述够不够有力。”
赵瑞龙放下镜子，嗤笑一声：“还写呢？小心写成第二份《农民负担调查》。”
这话刺痛了我。我想起沈清薇给我看的那些数据，想起父亲在田里劳作的身影。
“陈默，”我走过去，按住他疾书的笔，“也许我们应该换个方式。”
陈默不解地看着我。
“我收到家里的信，”我拿出那封皱巴巴的家书，“父亲说，今年村里的提留款又涨了，为了凑齐我的生活费，他把家里的猪提前卖了。”
寝室里安静下来。
“我们在学校里高谈阔论的时候，”我的声音有些哽咽，“有多少像父亲这样的人，在默默承受着改革的阵痛？”
陈默沉默了，手中的笔缓缓放下。
赵瑞龙也收起了戏谑的表情，难得认真地说：“所以我说，改变需要智慧，不是光有热情就够的。”
就在这时，敲门声响起。门外站着系辅导员和一位陌生的中年男子。
“介绍一下，”辅导员神色严肃，“这位是校学生处的王处长。”
王处长的目光在我们三人脸上扫过，最后落在陈默桌上那叠厚厚的信纸上。
“听说，你们对学校的奖学金评定有意见？”
陈默刚要开口，我抢先一步：“王处长，我们是在反思。反思作为大学生，该如何更好地将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赵瑞龙立即接话：“是的，我们正在讨论，如何通过实际行动来践行五四精神，而不是停留在空谈上。”
王处长的脸色稍缓：“这个态度很好。学校最近要组织暑期社会实践队，去贫困地区支教调研，你们有兴趣吗？”
“有！”我们异口同声。
送走王处长后，陈默疑惑地看着我：“致远，你刚才为什么阻止我？”
“因为我想通了，”我说，“与其写一万字的批评，不如做一件实事。去亲眼看看，真实的农村是什么样子。”
赵瑞龙难得地表示赞同：“这次我站致远这边。社会实践是个好机会，既能积累资本，又能了解国情。”
“积累资本？”陈默皱眉。
“别这么较真嘛，”赵瑞龙拍拍他的肩，“过程和结果同样重要。”
第二天，我们三人一起报名参加了社会实践队。在填报意向时，发生了有趣的分歧。
陈默选择了最偏远的黔东南山区：“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了解真实国情。”
赵瑞龙选择了苏南的乡镇企业：“那里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值得学习。”
而我，选择了家乡所在的省份，一个我从未去过的贫困县。
“为什么选那里？”沈清薇问我。
“因为我想知道，”我望着远方，“在我的家乡，除了我熟悉的那个村庄，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苦难与希望。”
报名后的夜晚，我独自在操场跑步。汗水模糊了视线，却让思绪格外清晰。
我想起父亲信中的一句话：“儿啊，读书人要知道冷暖，更要知轻重。”
也许，这就是成长——在热血与冷静之间找到平衡，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架起桥梁。
跑完步，看见陈默和赵瑞龙在单杠区聊天。这难得的和谐景象，让我感到一丝欣慰。
“决定了，”陈默说，“去黔东南。”
“我去苏南，”赵瑞龙说，“回来比比看，谁的收获大。”
我们相视而笑。那一刻，仿佛又回到了刚入学时的单纯时光。
但我知道，这次社会实践，将会是我们人生中重要的一课。在那里，我们将看到书本之外的真实中国，也将找到各自不同的人生答案。
夜空中的星星很亮，就像我们心中不灭的理想。只是这一次，我们学会了用更务实的方式，去追逐那些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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