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拂过北京城，吹绿了胡同里的老槐树新芽，也带来了丝丝暖意。“北京经济技术咨询中心”的窗户终于可以长时间敞开了，带着泥土和生机气息的风吹散了屋里一冬的沉闷。
刘峰坐在桌前，摊开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里面是他如今的全部家当——沓沓整理好的“大团结”，总共六千三百多元。这是他从倒腾物资到技术中介，一点一滴积攒下来的，每一张都浸透着汗水和人情的温度。
他深知这笔钱在八十年代初意味着什么，是一笔足以让人眼红的“巨款”，但若想真正做点事情，又显得捉襟见肘。成功没有捷径，他走得异常谨慎。
技术中介的路子虽然打开了，但并非天天有活。而且依赖像钱工这样的技术专家，不确定性很大。他需要寻找更稳定、更具潜力的方向。他的目光，开始越过零敲碎打的“信息费”和“中介费”，投向更深处。
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北京城也在悄然变化。街上的人流多了，骑摩托车的人出现了，谈论“做生意”、“下海”的人也不再是少数。刘峰敏锐地注意到，一些陌生的面孔开始出现在胡同里，他们穿着不同，说话带着南方口音或甚至蹩脚的中文，打听哪里能租到“宽敞点、能办公”的房子。
通过帮两个这样的南方商人找到了临时的办公地点（利用街道闲置的库房）.刘峰收取了一笔不大的佣金，同时也窥见了一个新的需求——空间。
他开始有意识地收集这方面的信息。哪个单位有闲置的厂房、库房?哪个大院里有空置的旧办公室?他甚至开始留意那些位置尚可、但破败不堪的四合院。一天，他路过东城区一条还算安静的胡同，看到一个院子门口贴着“此院出租”的红纸，字迹歪歪扭扭。他心中一动，停下自行车走了进去。
院子里很杂乱，住着好几户人家，都是老住户。听说有人想租院子，一个管事的大爷出来接待，唉声叹气：“嗐，厂子效益不好，这原是厂里的招待所，后来分给职工住了，现在厂里想收回整租出去，换点活钱儿。可你看这乱七八糟的，谁愿意要啊?”
刘峰里外看了一圈。院子不小，标准的四合院格局，但早已没了模样，私搭乱建严重，到处堆满杂物、雕花门窗破败，但主体结构看起来还算结实。位置不错，离主干道不远，却又闹中取静。
“厂里想怎么租?”刘峰问。
“一年……嗯…得要这个数吧?”大爷犹豫地伸出三根手指，又有点心虚地缩回一根，“两干?或者…您看能给多少?”厂里其实也没底，只是急着变现。
刘峰心中快速盘算。两千块一年，租下这么大个院子?这在后世是不可想象的白菜价。但现在，让它焕发生机，需要投入的资金和时间成本呢?租下来做什么用?他一时也没有清晰的规划。
他没有立刻答应，只是说考虑考虑，给大爷留了个联系方式。
接下来的几天，这个破败的院子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他几次骑着车在那附近转悠，观察人流，琢磨可能性。直接转租赚差价?风险太大，且可能惹麻烦。自己投入巨资修缮然后出租?他那六千多块投进去恐怕都够呛，而且周期太长。
他需要找到一个更稳妥、更巧妙的切入点。
机会似乎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不久后，他之前帮助过的一个温州小老板再次找上门，这次不是要技术，而是诉
苦：“刘经理、北京这边办事处人是越来越多了，租的那两间房根本转不开身!想找个宽敞点、像样点的地方，最好能办公也能住人，可跑了好多地方，不是太贵就是地方不行!愁死我了!”
刘峰心中一动，立刻想到了那个胡同里的院子。
他带着温州老板去看院子。老板一看那破败景象就直皱眉头。刘峰却没有急于推销，而是把他拉到一边，低声分析：“地方是破，但格局好，位置也不错。关键是便宜!一年租金我看一千五六就能谈下来。你要是愿意，咱们可以合作。你出部分租金和装修费，我负责去跟厂里谈租金、跑手续、盯着修缮。弄好了，你用大部分面积做办事处和宿舍，剩下几间临街的，咱们稍微弄好点，可以试着租出去，租金收益咱们分，或者抵你的装修费。怎么样?”
温州老板眼睛亮了。这模式风险共担，而且刘峰办事他信得过。“刘经理，你这脑子活!我看行!就这么干!”
有了准客户托底，刘峰心里有了底。他再次找到那个大院管事的大爷，经过一番艰苦的拉锯战，最终以每年一千八百元的价格，签下了一份三年的租赁协议（他坚持要签长约，防止对方后期涨价）。
协议签好的那天下午，刘峰站在那个杂乱破败的院子里，春风卷起地上的尘土。他手里攥着那份薄薄的租赁合同。感觉重逾千斤。
六千多的存款，一下子就要投进去将近三分之一作为首年租金和前期简单清理整顿的费用。后续装修的钱，还需要和温州老板细细核算。
压力巨大，前路未知。但他眼中闪烁着锐利的光芒。
这不是简单的投机，更像是一次小心翼翼的试水，一次对北京这座城市未来需求的预判。他没有选择购买（虽然价格极低，但对他而言依旧天文数字且政策风险不明），而是选择了风险相对可控的租赁和合作经营模式。
刘峰脚下的路依旧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拿出烟，点燃一支，烟雾在春风中迅速飘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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