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始十年（公元274 年，甲午年）
春天，正月乙未这天，发生了日食。
闰月癸酉，寿光成公郑冲去世了。
丁亥日，皇帝下诏书说：“近些年来，好多后妃是靠皇帝的宠爱上位，把尊卑秩序都搞乱啦。从今往后，不能把妾室扶正当正妻。”还从幽州划分出一部分设置了平州。
三月癸亥，又出现日食。
皇帝又下令挑选良家女子和小将吏家的闺女五千多人进宫备选，母女们在宫里哭成一片，那哭声宫外都能听见。
夏天，四月己未，临淮康公荀顗去世。
吴国左夫人王氏也挂了，吴主伤心坏了，好几个月都没出门，葬礼办得那叫一个隆重。当时何氏因为是太后，整个宗族都特骄横。吴主舅舅家孩子何都长得特像吴主，民间就开始传：“吴主已经死啦，现在当皇帝的是何都。”会稽那边还传出：“章安侯孙奋要当天子。”孙奋母亲仲姬的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张俊还去给扫墓。临海太守奚熙给会稽太守郭诞写信，吐槽国政；郭诞就把奚熙写信这事上报了，没提那些妖言。吴主气炸了，把郭诞抓进监狱，郭诞慌得一批。功曹邵畴说：“有我在，大人您别怕。”于是就跑去官府自首说：“我在本郡任职，地位也挺高，那些传言根本就没影的事，我讨厌这些谣言，不想听见看见，本来想忍忍，不写出来声张，让这事儿自己平息。所以郭诞才没把真实想法说出来，默默听我的。这错都在我，我不敢怕死，主动来认罪。”说完就自杀了。吴主这才没杀郭诞，把他送去建安造船。派吴主舅舅、三郡督何植去抓奚熙。奚熙起兵自保，结果他手下把他杀了，把头送到建业。张俊也被车裂，两家都被灭了三族。章安侯孙奋和他五个儿子也都被杀。
秋天，七月丙寅，皇后杨氏去世。一开始，皇帝觉得太子脑子不太灵光，担心他不能当继承人，就悄悄问皇后的意见。皇后说：“立太子得按长幼顺序，不能看贤不贤，这规矩哪能改！”镇军大将军胡奋的女儿是贵嫔，很受皇帝宠爱，皇后病重的时候，怕皇帝立贵嫔为皇后，让太子地位不稳，就头枕着皇帝膝盖哭着说：“我叔父杨骏的女儿杨芷，又有品德又漂亮，希望陛下能让她进宫。”皇帝流着泪答应了。
朝廷任命之前的太常山涛当吏部尚书。山涛掌管选拔官员十多年，每次有官职空缺，就挑几个有才能资历合适的人，等皇帝有了意向，再公开上奏。皇帝有时候用的不是山涛推荐的第一个人，大家不明就里，觉得山涛选官随心所欲，就跟皇帝说这事儿，结果皇帝反而更亲近信任他。山涛甄别选拔人才，会给每个人写评语再上奏，当时被称为“山公启事”。
山涛向皇帝推荐嵇绍，建议让他当秘书郎，皇帝下诏征召嵇绍。嵇绍因为父亲嵇康获罪，一直在家隐居，想推辞不去。山涛跟他说：“我可是为你考虑了很久，天地四季都有消长变化，何况人呢！”嵇绍这才答应，皇帝让他做了秘书丞。
当初，东关战败后，文帝问下属：“最近这事儿，谁该负责？”安东司马王仪，是王修的儿子，回答说：“责任在元帅。”文帝火了：“你这司马是想把罪推给我呀！”就把王仪拉出去砍了。王仪的儿子王裒痛心父亲死得冤枉，就隐居起来教书，朝廷多次征召他，他都不去。他从来不面向西边坐（因为晋在西边），在父亲墓旁搭个草庐住下，早晚抱着柏树痛哭，眼泪都滴到树上，树都枯了。他读《诗经》读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没有一次不是反复流泪，学生们都因为他不再学《蓼莪》这首诗。他家穷，按人口种田，按自身需求养蚕；有人送他东西，他不要；有人想帮他，他也不让。学生们偷偷帮他割麦子，他就把麦子扔了。最后一直没出来做官就去世了。
司马光评论说：以前舜杀了鲧，禹却依然侍奉舜，这是不废至公的道理。嵇康、王仪死得都冤枉，他俩儿子不出来为晋朝做事，这没问题。但嵇绍要是没有在荡阴之战中的忠心表现，恐怕免不了被君子吐槽吧！
吴国大司马陆抗生病，上疏说：“西陵、建平，是咱国家的重要屏障，地处上游，两面受敌。要是敌人乘船顺流而下，那速度跟闪电似的，根本没法靠其他地方支援来救急。这可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关键，可不是边境被侵犯那么点小事。我父亲陆逊，以前在西边就说过：‘西陵是国家的西门，虽说好守，但也容易丢。要是守不住，不只是丢一个郡，荆州就不是咱吴国的了。要是有危险，得倾全国之力去争。’我之前请求屯驻三万精兵，可管事的按老规矩来，不肯派兵。从步阐那事儿之后，兵力更是损耗严重。现在我管辖这么大地儿，对外要防强敌，对内要安抚众多蛮夷，可上下能打仗的，才几万，长期疲敝，很难应对变故。我觉得，诸王都还小，没必要给他们那么多兵马，耽误国家大事；还有，黄门宦官招募士兵，好多兵民为了逃避劳役，都跑去应募。恳请陛下专门下诏清查，把这些人都挑出来，补充到经常对敌的地方，让我统领的兵力能达到八万，减少其他事务，专心防御，这样或许没啥忧患。要是不这样，那就太让人担心啦！我死之后，希望把西边的军事托付给合适的人。”陆抗死后，吴主让他儿子陆晏、陆景、陆玄、陆机、陆云分别统领他的军队。陆机、陆云都擅长写文章，在当时名气很大。
当初，周鲂的儿子周处，力气超大，但是不注意小节，乡亲们都怕他。周处曾经问父老乡亲：“现在风调雨顺，为啥大家不开心呢？”父老叹气说：“三害不除，有啥开心的！”周处问：“哪三害？”父老说：“南山的白额虎，长桥的蛟龙，再加上你，就是三害。”周处说：“要是就担心这几个，我能除掉它们。”于是进山找老虎，把老虎射死，又跳到水里，跟蛟龙搏斗并杀死它。之后就跟着陆机、陆云学习，专心读书，磨炼品行，过了一年，州府纷纷征召他。
八月戊申，把元皇后葬在峻阳陵。皇帝和大臣们守丧期满就换上吉服，博士陈逵提议说：“现在咱们实行的，是汉代皇帝的权宜之法；太子又没什么国事，应该守满三年丧期。”尚书杜预认为：“古代天子、诸侯守三年丧，一开始穿齐衰、斩衰的丧服，下葬后就脱掉，居丧期间心里守丧就行。所以周公没说高宗服丧三年，而是说他‘谅闇’，这就是心里守丧的说法；叔向不批评景王脱掉丧服，而是批评他太早宴乐，说明下葬后就该脱掉丧服，但不能违背心里守丧的规矩。君子对于礼，关键是心里有就行。礼可不是指玉帛这些东西，守丧也不是光披麻戴孝就行！太子出去能领军，在家能监国，不是没事干，应该在卒哭之后就脱掉丧服，心里守丧三年。”皇帝采纳了杜预的建议。
司马光评论说：规矩是用来画方圆的，普通工匠没了规矩，就画不出方圆；披麻戴孝是用来表达哀伤的，普通人没了这些，哀伤之情也很难被激发出来。《诗经·素冠》这首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杜预巧妙地阐释《经》《传》来迎合人情，虽然说得头头是道，但我觉得不如陈逵的说法质朴简要又实在。
九月癸亥，任命大将军陈骞为太尉。
杜预觉得孟津渡口太危险，请求在富平津建一座河桥。有人反对说：“殷、周的都城都在这附近，历经那么多圣贤都没建桥，肯定是建不了。”杜预坚持要建。桥建成后，皇帝带着百官去参加落成仪式，举杯向杜预敬酒说：“要不是你，这桥可建不起来。”杜预回答：“要不是陛下英明，我再有本事也没用呀。”
这一年，邵陵厉公曹芳去世。当初，曹芳被废，迁到金墉城的时候，太宰中郎陈留人范粲穿着素服去拜送，那哀伤之情把周围人都感动了。之后他就称病不出，假装疯癫不说话，一直睡在自己车上，脚都不沾地。子孙有结婚、做官之类的大事，就偷偷去问他意见，他觉得行的，脸色就没变化，觉得不行，就睡不安稳，妻子儿女就靠这个知道他的想法。他儿子范乔等三人，都放弃学业，断绝人事往来，在家照顾他，都不出乡里。晋武帝即位后，下诏给范粲两千石的俸禄让他养病，还赐给他一百匹帛，范乔因为父亲病重，推辞不敢接受。范粲整整三十六年没说话，八十四岁时，死在他睡觉的车上。
吴国连续三年闹大瘟疫。
【内核解读】
这段关于泰始十年（公元274年）的历史记载，展现了魏晋交替时期的复杂社会图景，其中多个事件折射出当时的政治逻辑与人性百态：
从西晋朝廷来看，晋武帝的行为呈现出矛盾性。他一方面下诏禁止“以妾媵为正嫡”，试图规范宗法秩序，却又大规模选妃五千余人，导致宫中母子号哭，暴露了皇权对女性的物化与统治阶层的奢靡。而皇后杨氏临终前的安排，既体现了嫡长子继承制下的政治惯性，也暗藏着外戚集团对权力的争夺，预示着后来杨家与贾家的宫廷斗争。山涛担任吏部尚书时的“典选”方式，看似“轻重任意”，实则是在皇权框架下平衡各方利益的智慧，其“山公启事”成为门阀政治中人才选拔的特殊样本，反映了九品中正制下的选官生态。
东吴的动荡则更具戏剧性。民间对君主的“身份质疑”谣言，本质上是对孙皓残暴统治的无声反抗。郭诞因“不白妖言”获罪，邵畴却以自杀替主担责，既展现了古代士人的忠义观，也反衬出吴主的猜忌与酷法。陆抗临终前的上疏，道破了东吴国防的致命缺陷——兵力虚耗、宦官干政，而孙皓在其死后将兵权分给五子的操作，更显短视。这种对军事资源的分散与对核心威胁的漠视，为后来西晋灭吴埋下伏笔。
个人命运的转折同样耐人寻味。周处从“乡里三害”之一到改过自新、终成栋梁，其蜕变不仅是个人意志的胜利，也反映了魏晋时期“士”阶层对道德修行与学识的看重；嵇绍受山涛举荐而出仕，在“父罪子避”的传统观念与“君臣大义”间做出选择，司马光对此的评价，实则触及了乱世中个体伦理选择的困境；范粲为废帝曹芳“素服拜送”后三十年不言，以沉默对抗新政权，其坚守成为魏晋风骨中“忠”与“节”的极端体现。
此外，自然现象的记载（如两次日食）与疫病记录，既保留了古人“天人感应”的认知痕迹，也暗示着动荡时代的社会焦虑。杜预建河桥的争议与成功，则展现了技术突破对传统观念的挑战，为西晋后来的统一战争提供了物质基础。
整体而言，这一年的历史片段，如同一面多棱镜，映照出皇权与门阀的博弈、伦理与现实的冲突、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坚守，也为西晋短暂统一后迅速崩溃的结局，写下了早期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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