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骨的寒风从东京湾方向吹来，带着浓重的海腥味、鱼血味和湿冷盐粒。白日里震耳欲聋的竞价叫卖声、鱼贩的吆喝、搬运工的号子早已停歇，市场一片狼藉。地上是踩得稀烂的冰碴、鱼鳞、血迹和污水，在暮色中闪着微光。零星的工人正用冰冷的水冲洗着石板地，水汽在寒风中瞬间变成白雾。满载空筐的板车（大八车）吱呀作响地被拉走。
一直静候在王月生吃饭的料亭门外的两个身影快步走到王月生身后，其中一人很灵活地从王月生手中接过行李箱。王月生看向二人，伸手在他们肩上各自拍了几下，道“杨杰、杨彪，这一晃五六年没见了。看你俩比那时壮了不少，日本的海味这么养人吗？”。
其中叫杨杰的哥哥道，“日本人自己都吃不胖，我们也别指望他们的东西了。要不是上海的兄弟们经常把生哥发的补给给我们运来，怎么可能这个样子”。说话间，旁边一直等候的一辆人力车上来接上王月生，杨彪将行李箱放在车上，二人跟随着车朝银座方向奔去。速度不快，王月生与二人边走边聊。
暮色正像泼了墨的宣纸，缓缓浸透东京的天空。风里裹着海的咸腥、烤红薯的甜香，还有煤炉里飘出的焦炭味——这是东京冬夜特有的气味。
筑地市场的摊位还未完全收尽。卖海苔的老妇正用草绳捆最后一捆“浅草海苔”，竹筐里的海苔还沾着晨露；卖牡蛎的汉子蹲在木桶前，用铁刷刷去壳上的泥沙，嘴里喊着：“丹后牡蛎！三贯一百文！”几个穿粗布短褂的搬运工扛着木箱跑过，箱缝里漏出几尾银鱼，在暮色里闪着冷光。
王月生道，“我这次来过以后，咱们这边兄弟们的伙食问题就解决了”。杨氏兄弟都笑了起来，杨杰说，“我们都听他们说了，那帮家伙在欧洲，守着牛肉不想吃，就指着生哥给他们准备的大鱼大肉呢”。
“不过听说意大利的兄弟们自己种菜养猪养鱼，过得快活异常啊”，杨彪道。
王月生笑道，“他们估计过段时间就没空种菜养猪了，大部分人得去学手艺咯”。
少数面向本地居民和餐馆的小摊还点着油灯或煤气灯，在寒风中摇曳。灯光下，摊主缩着脖子，守着最后几尾鱼或贝类，向路过的行人低声兜售。空气中弥漫着炭火烤鱼或关东煮（おでん）的微弱香气，这是市场边缘小摊贩为苦力们提供的廉价暖食。
穿着粗布棉袄、裹着头巾的鱼贩、搬运工（冲仲仕） 成群结队地离开市场，他们大多赤脚穿着草鞋（わらじ）或简陋的木屐（下駄），踩着冰冷的地面，步履疲惫。一些人钻进市场外围简陋的长屋（集体宿舍） 或小酒馆（安酒场），寻求片刻的温暖和廉价的烧酒（焼酎）。
离开市场核心区，进入更为密集的居住区。狭窄的巷道两侧是连绵的低矮木结构长屋。纸糊的格子窗（障子）透出昏黄的油灯光晕，隐约可见屋内晃动的人影。烟囱里冒出袅袅的柴火炊烟，带着松木燃烧的独特气味，这是普通人家在做晚饭。
路过一个街角的小神社（祠），石灯笼里点着微弱的烛火，在寒风中忽明忽暗。钱汤（公共澡堂） 的烟囱冒着滚滚白烟，门口挂着暖帘，透出明亮的灯光和水汽，成为寒冷街道上最温暖明亮的所在，里面传出隐约的泼水声和谈笑声。
王月生见了问道，“你们去过这边的风吕没有？”兄弟二人神情诡异地摇头。王月生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哈哈笑了。这年头，日本女人大量被政府送到南洋和中国去进行有组织地卖春，也有很多中国人在日本找了妻子或者情人。实际上，从甲午战争一直到二战，日本都处于一个很诡异的国富民穷的状态，哪怕是几十年后，日军侵华期间，很多来华日军士兵都是来中国后才能改善伙食的。
几辆人力车超越了王月生的车。穿着号衣（半缠）、蹬着草鞋的车夫在寒风中奋力奔跑，口鼻呼出长长的白气。车厢里坐着穿和服或西式外套的客人，裹着毯子。车轮碾过石板或土路，发出特有的“咯噔”声。偶尔有西洋式的双轮或四轮马车驶过，蹄铁敲击路面发出清脆的“哒哒”声，显得更为气派。车上坐着的可能是外国人或者华族、官员。
普通市民行色匆匆，男人多穿深色和服或西式外套、戴帽子；女人穿着棉质和服（小纹），裹着头巾或披肩，怀里抱着孩子或提着包裹。大家都缩着脖子抵御寒风。
王月生路过“大和寿司”时，店门口的暖帘被风掀起一角，露出里面矮脚木桌。三个戴圆框眼镜的学生正捧着“海老丼”（虾盖饭）吃，醋饭上铺着橙红的虾仁，油亮的酱汁在暮色里泛着光。其中一个学生抬头看见他，笑着用东京腔喊：“先生，来一碗不？热乎着嘞！”王月生摆摆手，杨杰凑过去小声说：“生哥，这是学生哥常去的店，便宜又地道”。
王月生道，“现在东京有多少中国留学生了？”
“179人，就是您要求的统计口径里那种所谓公派的”，杨杰答道，“其他那种您说的自费的有114个，这些都是专程来留学的。有些半工半读或者来做工的都不算”。
转过“新大桥头”，日本桥的轮廓在暮色中显现。这座1603年建成的石拱桥，桥栏上雕着“龙”、“鲤”的纹样，桥身却被新铺的铁轨截断——东京铁道厅的“电车”正从桥上轰鸣而过，车头的探照灯像两把利剑，划破了渐暗的天色。
桥面上，行人如织。穿“袴”（日式裤裙）的町人（小商人）夹着算盘，脚步匆匆；戴礼帽的西洋商人搂着日本艺伎，艺伎的“振袖”（长袖和服）在风里翻卷如蝶；卖“团扇”（夏季纳凉用具）的老汉举着样品喊：“今冬特供！绘马图案，驱邪纳福！”；两个穿学生装的中国留学生（杨彪说是早稻田大学的）站在路边，捧着一本杂志在讨论。
王月生望着桥下流淌的隅田川，宽阔的河面在暮色中泛着铁灰色的冷光。小型的蒸汽火轮（蒸気船） 和更多的传统木制驳船（はしけ） 停靠在码头，桅杆林立。远处两国桥的轮廓依稀可见，桥上点着稀疏的煤气路灯。对岸的“两国国技馆”（相扑场）已亮起灯笼，檐角的风铃被风吹得叮当响。
过了日本桥，便是东京最繁华的“银座通”。这里的建筑已显“洋风”：左侧是“三越百货”的红砖楼（1894年建成），玻璃橱窗里摆着法国香水、英国怀表，门口站着穿制服的门童，见王月生穿得体面，便鞠躬道：“欢迎光临。”右侧是“松坂屋”的洋式门面，檐角挂着煤气灯（1872年东京首次引入），暖黄的光映着橱窗里的“洋服”（西装），标价牌上写着“金二十五两”；中间夹着几栋町屋（传统木构长屋），外墙刷成浅粉色或米白色，窗棂糊着“障子纸”（半透明和纸），有的门口挂着“料亭”的暖帘，有的摆着“植木”（盆栽）——这是东京“和洋折衷”的典型街景。
王月生被“精养轩”的招牌吸引——这是东京最有名的西式餐厅，玻璃橱窗里摆着牛排、面包、奶油汤，几个穿晚礼服的绅士正举着红酒杯交谈。杨彪凑过来小声说：“生哥，这儿的牛排比上海的‘红房子’还嫩，不过得提前预定。”
接近丸之内，东京站尚未建成，但已是政府机关和财阀聚集地，街道明显变得宽阔、整洁、安静。低矮密集的长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高大的围墙、气派的门楼（长屋门）和庭院深深的宅邸。这些是华族（贵族）、高级官僚、大财阀（如三井、三菱） 的住所或会社总部。
巡逻的警察（巡査） 身穿深蓝色制服、佩刀、戴着独特帽子在路口或重要建筑附近站岗或巡逻，警惕地注视着行人。他们的出现标志着进入了城市的核心区域。
终于，在一条安静、铺着碎石或石板路的街道旁，看到目的地——东京顶级的日式旅馆。它有着气派的唐破风门楼大门（门构え），透过围墙或门缝，隐约可见内部精心修剪的松树、石灯笼和可能覆盖着薄雪的枯山水。旅馆内透出稳定、明亮的灯光，显然是使用了当时先进的电灯，与沿途昏暗的油灯煤气灯形成鲜明对比。周遭异常安静，只有风声和偶尔驶过的豪华马车的车轮声。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矜持、昂贵和私密的气息。
王月生挥手向杨杰和杨彪兄弟二人告别，让他们通知有关人明天去总部开会，然后拎着箱子走进旅馆大门。穿着整洁制服的门童恭敬地开门。踏入玄关，瞬间被温暖、干燥的空气和淡淡的榻榻米草香、线香气息包围。与外面刺骨的寒冷形成天堂地狱之别。
在玄关的台阶上脱鞋，穿着素雅和服、举止优雅的资深女中已跪坐等候，以无可挑剔的礼仪柔声问候： “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恭候多时了）”。立刻接过王月生的外套。脚下是光洁如镜的木板地（式台），引领他进入一个与筑地市场的喧嚣、途中市井的烟火、街道的寒冷截然不同的、精致而温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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