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瑜正准备开口，另一边，有同学让她赶紧到讲台上去：“裴瑜，厉教授找你。”
“厉教授找我？他有说是什么事情吗？”裴瑜抬头往讲台上看，果然看到厉教授正盯着她看。
“啊，我没仔细问，你过去就知道了。”
旁边一个想听裴瑜发表些观点的同学叹了口气：“现在的社会啊，真不公平，有的人成绩好，长得漂亮，就有教授亲自找，我们这样成绩一般，长得也一般的，去找教授，都挤不到最前面去，不患寡而患不均啊。”
另一个同学瞥了他一眼，说：“成绩好的同学，被老师多关照一下怎么了，你高中时就不是老师最喜欢的学生之一？”
一听这话，愤世嫉俗的同学嘿嘿一笑，不说话了。
能考上北大的学生们，高中的时候一个个都是老师们的宝贝疙瘩。
虽然上了大学之后，他们中有的人不再是既得利益者了，但曾经也是享受过这种特权的。
“裴瑜，我和你一起过去吧，想听听厉教授想说点什么。”
“加上我一个。”
“我也想去。”
裴瑜在一群同学们的簇拥下，走到了讲台上。
到了讲台前，刚才最愤世嫉俗的同学，现在对老师表现得最毕恭毕敬。
裴瑜没在意这些细节，直接上前问好：“厉老师好，您找我？”
“对，裴瑜同学，我听说过你的名字很久了，丁校长和老高，哦，就是高承德老师，他们经常在我耳边提起你。”
“厉老师，这话应该由我说才对。我在京海市的时候，就看过您在电视上播出的经济学讲座了。”
厉教授端起搪瓷杯，笑呵呵地喝了一口，对裴瑜和围过来的其他同学们说：“听完刚才的讲座，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周围的同学们纷纷骚动起来，刚才最愤世嫉俗的同学说：“听完厉老师的讲座之后，如同醍醐灌顶，收益良多。我完全赞同厉老师您的观点。”
这时候，突然冒出来一个带着日语口音的声音：“当前东亚的问题，实质是东方经济体与西方经济体的竞争，从产业结构、贸易规则、文化乃至技术，是全方位的矛盾。此时西方经济体占据优势。为何不在当前以日本为核心，统合东亚经济之力量，退则自保其发展根基、进则与西方经济体争雄于世界呢？”
是谁在说话？
裴瑜和一众同学们循声望去。
厉教授向大家介绍道：“哦，这位是一桥大学的南亮进教授，来我们学校当访问学者，他提出过不少关于日本经济发展的理论，近年来还在从事华国经济发展的研究。”
原来是一桥大学的访问学者啊。
裴瑜上辈子是学金融的，当然听说过一桥大学。
从1953年开始，一桥大学的商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四个学部已被公认为“日本社会科学的最高学府”，以“小而精”的精英教育模式着称，专注人文社科，不设理工科。
一桥大学被称为“财界领袖的摇篮”，毕业生在商社、金融领域特别吃香，很多日本的大公司甚至觉得他们比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毕业生更优秀。
像霓虹的原首相大平正芳、丰田会长奥田硕等人都是一桥大学毕业的。
南亮进对厉教授说：“厉君，两国有识之士，当通力合作。以日本为模板，推进华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吸引外资和技术，然后再与华国建立紧密的经贸关系。”
此时，裴瑜开口了：“南亮进教授，你说的这条策略单从经济效率角度来讲，倒也无何厚非。从政治、社会角度来看，却是隐患重重。”
这并非南亮进第一次遇到质疑，他只是笑着问道：“敢问这位同学，隐患在哪里呢？”
“我一直有在关注华国的经济数据。华国国土960万平方公里，并非日本这般资源有限的国家。南亮进教授，你认为，华国当前经济改革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还未等南亮进回答，跟着他身后的一个年轻学子答道：“首要当是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然后部分企业效率低下却又占用大量资源，忽视市场信号，阻碍经济发展！完全开放资本自由流动、维持超低利率，此为华国当前最紧要之事！”
南亮进说，此人是东京大学经济系的青年才俊相泽赖宣。相泽出身普通家庭，在其国内的学术圈以敢言而闻名，是一群二十多岁年轻学者的核心。
既然有人回答，裴瑜接着说了下去：“什么是经济改革？我认为的改革，既不是****，也不是固守计划；既不是盲目引进外资，也不是闭关锁国。我认为的改革，核心构成当为效率与公平。效率与公平的实现方式，表现为生产与分配。”
裴瑜进一步解释道：“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1985年华国人口约10.59亿，其中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6.29%。华国当前人口需求快速增长的，但是落后的工业生产能力不足以满足需求。
南亮进教授的战略，是否是希望通过快速市场化改革，一则吸引外资和技术，缓解国内工业化压力；二则通过开放沿海地区，快速扩大华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
南亮进和相泽赖宣面面相觑。
实际上他们的建议大体上是以日本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为蓝本，主要目的是“加速华国融入全球市场”、“学习日本经济奇迹”这类宏大叙事的口号。关于效率与公平的平衡，他们略有涉及，但更多认为是次要的事情。
以他们的视角来看，只要外资多了、技术强了，华国经济何愁不强？
裴瑜继续自己的发言：“华国自78年改革开放以来，逐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真正获取的，实际上是工业化的机会。从农村联产承包到沿海经济特区的设立，经济活力蒸蒸日上也缘由于此。
其他所谓外资规模也好、出口额也好，都是缩短中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时间，除此之外皆为小事。华国的国情决定了，应该严格限制资本自由流动，保持住汇率稳定。”
就在此时，围在旁边的学生们越来越多了，厉以宁教授端着搪瓷杯，笑眯眯地听他们交流，一点打断的意思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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