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殊，字同叔，其年幼而颖慧过人，三岁能认字，五岁能题诗作对，作《题所居道傍白塔》诗曰：“白塔青松古道西，塔高松矮不能齐，时人莫讶青松小，他日松高塔又低。”七岁已博览群书，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乡里间视为神童。
景德元年，江南按抚张知白闻知，极力举荐晏殊进京。次年，十四岁的晏殊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千名考生同时入殿参加考试，他从容应试，援笔立成，受到宋真宗的嘉赏。第三天复试“赋”时，晏殊看了题目，回奏皇帝：“这个题目，臣十天前才作过。请陛下另外出题。”真宗十分赞许他的诚实，又对他的文章十分欣赏，当殿赐“同进士出身”，成为最年幼的进士。后从秘书省正字官至知制诰，进礼部侍郎，后又任礼部、刑部、工部尚书，同平章事兼枢密使，世称“大晏相公”。
大晏有多牛？试举之——范仲淹、孔道辅、王安石等均出自其门下；韩琦、富弼、欧阳修等经他栽培、荐引，都得到重用。韩琦连任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宰相；富弼身为晏殊女婿，但殊举贤不避亲，晏殊为宰相时，富弼为枢密副使，后官拜宰相……
嗯，其七子、世称“小晏”的晏几道，最善制词，其词在诸名胜中，独可追逼花间，高处或过之。
高俅如此“抬爱”，王棣自是“何德何能”、“万万不敢当”的。
不过嘛，他既已决定要走科举这条路，苏轼及李格非都是科场前辈，正儿八经的进士，正好可以请教有关科举的相关事宜。
本朝初，礼部贡举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等科。科目虽多，但莫重于进士一科。进士历来为朝廷所重视，士子亦趋之若鹜，人才亦多出于此科。凡贡举者，须经解试、省试、殿试而跃龙门。
解试，是由诸州、开封府、国子监将合格举人贡入礼部的一种考试。另外，专为现任官员无出身而应进士举者所设立的“镖厅试”，和以避亲为主，兼有照顾性质的“别头试”，也属于解试范围。地方州府所举行的解试，一般都于秋季举行，故又称“秋斌”。州试时，由诸州判官主持报考进士的士子的考试，由录事参军主持其余各科的考试。如果考官不懂经义，可选次一级的官员充任，但要经判官监考。试卷上要加盖“长官”之印，考官和监考官还要在试卷后面签名。
解试通过的考生称为“举子”或“贡生”，于当年冬季集中到京师，于次年春初参加“省试”。所谓“省试”是因就试尚书省而得名，实为礼部所主持。
殿试，实际上是省试的一种复试形式，始于太祖开宝六年。殿试头名者，即“状元”。
宋沿五代旧制，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后改开宝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进士科以外的各科，常合称“诸科”。神宗时，废诸科，另设“新科明法”，元佑时废。皆以进士科为重。
至于开科取士的时间，则经数度变化。太宗末年起连停科举五年，真宗初又连续举行三年，后行间年一举，以后又渐行间隔二年一举，但还不是定制，所有停举年都要下诏“权停贡举”。英宗治平三年，“诏礼部贡院，今后每三年一开科场”，确定了“三年大比”的制度，为后世所沿袭。
明年，恰逢辛未科省试春闱。
关于本朝科考，王棣大体是知晓的，但终究知之不详，经苏、李二人细细说来，遂“豁然开朗”。
至于科考内容，他倒是特意了解过，毕竟苏轼是反对王安石科举改革的，此时倒不好多问，只心里默默回忆了一番。
熙宁四年二月，王安石在所拟改革科举的中书札子中，认为：“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因此他提出“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贡举新制”规定，应举人不再考试诗赋、帖经、墨义之类，而以《诗》、《书》、《易》、《周礼》、《礼记》为本经；《论语》、《孟子》为兼经。同时废罢明经诸科，另设明法科，凡是原先应试明经诸科，而又“不能改试进士”科的，考明法科，“试以律令《刑统》大义断案，中格即取”。新的明法科，时称新科明法。
神宗皇帝言：“今谈经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着经，其以颁行，使学者归一。”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以“新学”派的观点撰注《诗义》、《书义》、《周礼义》，合称《三经新义》，于熙宁八年颁布学校，作为教科书。此后，《三经新义》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以此选拔拥护改革的官员。元佑时，新学派遭到打击，但理学派、蜀学派，都还是小学派而未受到重视，只提出“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令天下学官讲解”，并不得引用王安石的《字说》，而要求用“诸家之说”，以及考试“添诗赋”，但未恢复帖经、墨义。
简而言之，时下取士，经义、诗赋并重。
后世的高考被形容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在王棣想来，此时的科举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想要进士中试，何其难也。
彼时进士科取士比例极低，尤其是本朝初更是令人发指，“建隆元年，进士十九人。二年，进士十一人。三年，进士十五人。四年，进士八人。乾德二年，进士八人……八年，进士三十一人，诸科二十四人。”宋太宗即位后，开始突破一百大关，有时一科竟达到三百多人。但此时每科的取士人数还没有定制，即所谓“贡举之疏数，取士之多寡，惟上所命”。直到仁宗皇祜四年始规定：“进士限四百人，诸科勿得过其数。”嘉佑元年四月又重申：“科场取士，以皇佑四年进士限四百人，诸科毋得过其数。”当时，大约每四年开科一场，这样算来每年取进士、诸科大约各百人。宋英宗治平三年下诏：“今后宜每三年一开科场……所有礼部奏名进士以三百人为额，明经、诸科不得过进士之数。”以后遂为定制。
啧啧啧，大宋风流，读书人若过江之鲫，每三年方取进士三百人，也难怪博览群书、才华横溢如秦观，亦不能一蹴而就。嗯，还有更倒霉的，鼎鼎大名的柳三变，四次落第，“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伤心落魄而改名为“柳永”，“破罐破摔”，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得遇仁宗皇帝开恩师方得中进士榜，五十岁而暮年及第，好不容易博了个“柳屯田”的名号。
这是反面案例啊，千万学不得。
当然，他并不发怵，毕竟多了千年的见识，这些年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诚如苏轼所言，不论是经义或诗赋，都算是底气十足。这时的科举，尚没有明清时那么变态，八股文能活生生将人变成迂腐之徒呢。
至于原本的辛未科一甲三人，即状元、榜眼、探花的马涓、朱谔、张坚庭三位科举达人，到时候同场竞技，免不得要pK一二，也不至于未战先怯。
倒是他这个王安石之孙的身份有些尴尬，毕竟朝中是高太后携旧党执政，凡熙宁以来政事弗便者，次第罢之，举而仰听于太皇太后。自司马光、吕公着到文彦博、刘挚、吕大防这些个丞相，可都是极力反对新政的。也就是说，时下朝中的诸多大佬，绝大部分是王安石的“政敌”。
呃，大佬们若有心针对他，就便王安礼尚处高位，怕是也护不得周全。伤脑筋啊，希望是杞人忧天吧，士大夫们当不致如此小心眼哩。
话说这大宋朝算是开放的，这是个神奇的年代，其大胆先进之举和如今比起来还毫不逊色。
外卖，我们宋代就有了，上门制作，包你满意；
房价，笑话，宋朝的房价价格之高，你是绝对想不到；
相扑，我们玩的还是女子相扑，更刺激，更精彩；
寡妇再嫁是义举，妾是租来的，媳妇是可以相看的……
司马光的《书仪》里记载：“七岁，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诵《孝经》、《论语》，里女子亦立诵之。……九岁，男子诵《春秋》及诸史，始为之讲解，使晓义理；女子亦为之讲解《孝经》、《论语》及《列女传》、《女戒》之类，略晓大意。”
律法有定：“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兄弟亡者，子承父分。其未娶妻者，别与缚财。姑姊妹在室者，减男聘财之半。”嗯，家庭财产的分配中，未嫁女可以继承一部分财产作为嫁妆。
“自逊、抗、机、云之死，而天地英灵之气，不钟于世之男子，而钟于妇人”，呃，阴盛阳衰哪。
至于“河东狮吼”只是众多惧类事例之一罢了。
这么说吧，有宋一朝，士子固然风流，女子的地位也不低。
若不然，亦不会有“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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