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正气，千秋共仰
南宋祥兴二年（1279年）正月，元军统帅张弘范押着文天祥登船北上，准备将他从崖山战场押往大都（今北京）。行至南安（今江西大余），舟过梅岭时，文天祥触景生情，写下“孤舟渐渐脱长淮，星斗当空月照怀。今夜分明栖海角，未应便道是天涯”（《南安军》）。此时的他不会想到，三个月后，自己将在大都柴市口刑场完成“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终极抉择；更不会想到，七百年后，“天地有正气”的吟诵依然能穿透历史尘埃，在华夏大地上激荡起精神的回响。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号文山，江西庐陵（今吉安）人。这位被《宋史》誉为“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的状元郎，本可在南宋偏安的苟安中稳坐庙堂，却以“时穷节乃见”的决绝，将个人命运熔铸进国家危亡的烽烟里。他用一生诠释了“浩然正气”的内涵：从少年时“慨然以功业自许”的家国情怀，到抗元时“日战日败，日败日战”的血性坚守；从囚笼中“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的诗魂淬炼，到刑场上“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生命礼赞——文天祥的精神，早已超越了个体的生死，成为中华民族“舍生取义”的精神图腾。
一、少年磨砺：忠义基因的铸就
（一）家学渊源：庐陵文脉的浸润
文天祥的成长，深深烙印着庐陵文化的底色。吉安自古为“文章节义之邦”，自欧阳修开创“宋学”新风，杨邦乂“宁为赵氏鬼，不为他邦臣”的殉节精神，再到胡铨“义不与桧等共戴天”的直言之勇，庐陵士大夫群体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传统。文天祥的祖父文仪，虽科举未第，却“博通经史，工诗文”，尤重“大节”；父亲文溪（文仪之弟）隐居乡野，“以《春秋》教授乡里”，常以“士当以节气立身”教诲子弟。
文天祥在《先君子革斋先生事实》中回忆：“（先父）每晨兴，正衣冠危坐，读《春秋》《语》《孟》，终日不少懈。”这种“朝夕诵法孔孟”的家学熏陶，使他自幼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内化为生命信仰。
（二）科举入仕：从“少年得意”到“忧思天下”
宝佑四年（1256年），20岁的文天祥参加科举考试。殿试时，理宗赵昀以“朕观今日，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为策问，文天祥挥毫写下洋洋万言的《御试策一道》。他尖锐指出：“本朝惩五季之乱，削藩镇，建都邑，一时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以侵弱，故敌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破。”更提出“恢复中原”的具体策略：“简文法以立事，仿祖宗以立制，选任材以立国。”（《文山先生全集》卷一）
这篇策论以“忠愤激烈”的气势震动朝野，理宗亲批“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赐名“天祥”，字“宋瑞”。然而，初入仕途的文天祥很快发现，南宋朝廷早已陷入“主和派”主导的泥潭：权臣贾似道专权误国，边将贪生怕死，民生凋敝，“公田法”“经界法”等改革反成盘剥百姓的工具。
在任宁海军节度判官期间，他连续上书《己未上皇帝书》《轮对札子》，痛陈“君道不纯，臣职不举，国势不固”的积弊，甚至直言：“陛下为中国主，则当守中国；为百姓父母，则当卫百姓。”（《文山先生全集》卷三）这种“不合时宜”的刚直，既是他“致君尧舜”理想的体现，也为日后“舍生取义”的抉择埋下伏笔。
二、国难当头：从文臣到战士的血性觉醒
（一）临危受命：散尽家财起勤王
德佑元年（1275年），元军铁蹄踏破长江防线，沿江州郡望风而降。南宋朝廷危在旦夕，太皇太后谢道清急下《哀痛诏》，号召天下勤王。此时的文天祥正在赣州知州任上，闻讯后“捧诏涕泣”，立即“尽以家赀为军费”（《宋史·文天祥传》），联络当地豪杰，招募义军五万人，写下“受宋恩深，今其死矣”（《指南录后序》）的誓词，踏上抗元之路。
这一决定看似“书生意气”，实则是儒家“士”的担当。正如他在《正气歌》中所言：“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文天祥深知“寡不敌众”，却依然选择“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并非鲁莽，而是对“士之节气”的坚守。正如明末思想家王夫之所言：“天下唯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周易外传》）文天祥的“器”，正是以血肉之躯扞卫文明道统的使命感。
（二）血战东南：文人统兵的悲壮突围
文天祥的勤王军虽人数众多，却缺乏训练与装备。他率部入卫临安（今杭州）途中，在常州遭遇元军主力。面对“铁骑突出刀枪鸣”的战场，文天祥并未退缩，而是亲自督战。据《指南录后序》记载：“予自度不得脱，则直前诟虏帅失信，数吕师孟叔侄为逆。”即便被俘，仍“骂逆贼”不止。
此后，文天祥转战于平江、无锡、海丰等地，以游击战术牵制元军。无锡“夜袭元营”一役中，他趁夜色率军突袭元军水寨，烧毁战船百余艘；汀州（今福建长汀）之战，他又分兵三路，利用山地地形迟滞元军推进。这些战役虽未能扭转战局，却极大鼓舞了南宋军民的抗元士气。元军统帅伯颜惊叹：“文天祥，宋之健将也！”
（三）五坡岭之变：从抗争者到囚徒的转折
祥兴元年（1278年），文天祥退守广东海丰。此时南宋残余势力已退守崖山，陆秀夫、张世杰拥立卫王赵昺为帝，局势已如风中残烛。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文天祥在五坡岭（今海丰北）休整时，遭元军骑兵突袭。他仓促应战，终因寡不敌众被俘。
被俘时，文天祥“南向再拜”，从容就缚。元将张弘范劝其投降：“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将不失为宰相也。”文天祥答：“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宋史·文天祥传》）
五坡岭之变，标志着文天祥“以武抗元”阶段的终结，却开启了“以诗明志”的精神抗争新章。从此，囚笼成了他的“战场”，笔墨成了他的“武器”。
三、囚笼孤光：以诗明志的浩然正气
（一）元营劝降：铁石心肠拒降
从五坡岭被俘至大都，文天祥经历了四年囚禁生涯。这四年间，元廷对他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先是以“宰相之位”相诱，后是以“鼎镬之刑”相胁，甚至派已降的宋恭帝、宋宗室赵尹甫等人劝降。
最严峻的考验来自至元十六年（1279年）的元大都。张弘范押文天祥至崖山，要求他写信招降陆秀夫、张世杰。文天祥提笔写下《过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将诗稿掷还张弘范，掷地有声地说：“国亡，吾不能存，岂能活他人耶？”（《文山先生全集》卷十四）
（二）《正气歌》：精神世界的史诗书写
至元十八年（1281年），文天祥被囚于大都柴市附近的土牢中。牢房阴暗潮湿，“或日杀一人，或夜杀一人”（《正气歌序》），蚊虫叮咬、饥寒交迫，却未能摧毁他的意志。他将所历所感凝于《正气歌》：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诗中，他将“正气”定义为“时穷节乃见”的精神品格，并列举历史上十二位坚守气节的人物：“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这些人或秉笔直书，或持剑卫国，或啮雪牧羊，共同构成了“浩然之气”的精神谱系。
《正气歌》不仅是文天祥的精神自白，更是儒家“气节观”的集大成之作。正如清代学者赵翼所言：“（文天祥）以一死报国，而其诗亦遂为千古绝唱。”（《瓯北诗话》）这种“浩然之气”，超越了个体生死，成为民族精神的永恒象征。
（三）柴市口刑场：生命的终极礼赞
至元十九年（1282年），忽必烈亲自劝降：“汝在此久，如能改心易虑，以事朕，当令汝为中书宰相。”文天祥北跪，却坚定回答：“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宋史·文天祥传》）
临刑前，他问明南方方向，“南向拜而死”。刑场百姓哭声震天，有老卒认出他的衣服，从怀中取出“衣带赞”：“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山先生全集》卷十四）
这一天，是大都百姓永远铭记的日子。文天祥以生命为代价，践行了“舍生取义”的信念，也让“浩然正气”从抽象的理念，化作具体的精神图腾。
四、青史留芳：超越时代的精神遗产
（一）后世评价：从帝王到草民的共同致敬
文天祥之死，震动朝野。元廷虽为胜者，却在《宋史》中给予他极高评价：“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临刑殊从容。”（《宋史·文天祥传》）元世祖忽必烈亦叹：“是好人也！”（《草木子》）
明清以降，文天祥的地位愈发崇高。明太祖朱元璋将其列入“历代忠臣图”，亲自题写“忠烈”匾额；心学大家王阳明赞其“光明俊伟，直与天地同流”（《王文成公全书》）；近代思想家梁启超称其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流人物”（《饮冰室合集》）。
民间对他的纪念更显真挚。北京、南京、吉安等地建“文丞相祠”，岁时祭祀；江西庐陵“文山书院”至今书声琅琅；福建、广东等地至今流传“文天祥智斗元军”的民间故事。这些纪念，本质上是对“浩然正气”的集体认同。
（二）精神传承：民族气节的基因密码
文天祥的精神，从未随时间褪色。近代以来，面对列强侵略，无数仁人志士以他为榜样：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变法热血，林觉民“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的舍家为国，乃至抗日战场上“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呐喊，皆可视为“舍生取义”的精神延续。
当代社会，物质丰富却精神多元，“浩然正气”依然是稀缺的精神资源。它提醒我们：真正的“成功”，不在于财富与地位，而在于“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道德自觉；真正的“英雄”，未必是战功赫赫的将军，更是在平凡岗位上坚守原则、扞卫正义的普通人。
五、正气不灭，薪火永传
从庐陵的耕读世家，到临安的勤王义旗；从五坡岭的兵败被俘，到柴市口的从容就义——文天祥的一生，是一部用生命书写的“正气歌”。他的“舍生取义”，不是愚忠，而是对文明道统的守护；他的“浩然正气”，不是空泛的口号，而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基因。
七百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站在文丞相祠的古柏下，读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依然能感受到那股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它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强大，不仅在于经济的繁荣、科技的进步，更在于精神的挺立；一个国家的崛起，不仅需要物质的积累，更需要“天地有正气”的文化自信。
正气不灭，薪火永传。这，就是文天祥留给我们的最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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