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族跨越长城、入主中原时，族群总人口约250万。
到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北魏辖内各族人口数相加，巅峰总数大约是3600万。
以250万人征服3600万人，鲜卑族人倚仗的是强大军事作战能力。
鲜卑贵族也知道：以武力征服对方，这没问题；但纯粹靠武力统治对方则不行。
这时候的淮河以北，汉人中的一流士族几乎已全部南迁，即所谓“衣冠南渡”；二流士族则大多数选择留在当地，构筑坞堡，建立了一套“宗主都护制”，以此配合着一茬一茬的南侵外族，管理原住民。
宗主都护制大致情形是：匈奴、羯、羌、邸、鲜卑等族南侵时，留在当地的汉人，为了减少损失，奉本地二流世家为主，以他们的坞堡为中心，抱团取暖。
鲜卑族对这些二流士族的套路很清楚，也很乐意与他们合作。
他们每攻占一地，便立即发布号令，召集本地士绅豪强前来投靠，商谈合作治理事宜。
那些留在本地的士绅豪强，他们可没有开辟敌后战场、准备持久战的想法。
他们天天翘首以盼的，就是占领者的召集号令。
于是，本地士绅豪强一次又一次签署文本大致相同的“共治合约”，接受款式内容不变、印章各异的委任状，接着做二等公民，看一等外族脸色行事，欺压鱼肉三、四、五…诸等同胞。
慢慢地，这些二流世家不断壮大，发展成为一流世家。
在这样的历史衔接过程中，社会治理方式基本是：鲜卑统治者掌控中心区域；其余区域授权、承包给当地世家大族管理；鲜卑族经常出兵抢劫当地世族。
以鲜卑族建立的北魏为例，鲜卑贵族掌控着平城、长安、统万城、上邽、洛阳，以及六镇……这样的核心州郡城池和区域。
而县、乡以下，甚至某些州郡的管理，交给本地人。
统治者与本地管理者的首要链接点，是赋税收益分成；其次是徭役（兵役、劳役）。
由于统治者无法精确得到人口、土地数据，也就无法计算赋税、兵役数据。
于是，统治者与本地人管理者之间，只能采取承包制。
也就是赋税、兵役丁数固定包干，一口价。
这导致的局面是：朝廷要享受人口红利、民间垦荒额外收益，非常困难。
俊美大才李冲给冯太后出的主意“三长制”，就可基本解决这个难题。
三长制的核心是：规定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五里为一党；邻、里、党各自设一长，简称三长。
三长由各单位推举产生；
条件是有才、具德、守法；
职责是统计户口、土地，催征赋税徭役，管理生产，维护治安。
这其实就是秦汉以来的地方管理制度改装版。但到鲜卑统治者这儿失传了。
正是这种失传，导致北魏中央政府失去对基层体系的治理权。
现在，若由中央政府把李冲的“三长制”推行下去，朝廷立马可以一竿子插到底，从地方士绅手中夺回基层治理权，从而相对精确掌握国家的经济数据，及时调整统治政策，使之更加合理有效，减少、避免国内冲突。
冯太后虽然久居宫中，但她却不是普通家庭妇女。她比绝大多数须眉读书男儿还要聪明得多。
她一眼就能看出“三长制”的要害所在。
于是，她再次展现强硬作风，采用铁血手腕，先是逼迫18岁的儿子献文帝禅位，让5岁的孙儿拓跋宏登基，自己重新垂帘听政，亲自操作国家改革大计。
献文帝拓跋弘退位后，很不甘心，一心想从母亲手里夺回朝廷控制权。
这对母子展开了表面颇为平静、暗中惊心动魄的较量。
最后，太上皇拓跋弘在23岁时暴亡。冯太后完全掌控朝局。
顺便提一句，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为了避免后宫干政，曾经立下一个规矩：皇室立嗣，子贵母死。
也就是，魏国皇室册封太子的同时，赐死太子生母。
拓跋弘就是这一规矩的受害者之一。他的生母李贵人，就在他2岁成为太子时被赐死。
也就是说，冯太后并不是拓跋弘的生母。
她对后者丧命于23的大好年华，也许没有那么伤心难过。
当然，生于皇室，被亲生母亲弄死的儿子，不在少数。至于被亲生父亲弄死的，那就数不胜数了。
拓跋弘死后，冯太后没了施政障碍，她立即借孙儿皇帝拓跋宏名义下令：全国推行三长制。干扰者，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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