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零二年，梁启超创办了《新民学报》，陆续发表了不少鼓吹保皇改良的言论。这位国学大师的文章有一种迷人的魔力，对于没有多少国学根基的革命党来说，想在论战中压倒梁启超，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而且“保皇党”的言论蛊惑性极大，对当时的革命力量的发展构成一种切切实实的威胁。保皇党鼓吹“保皇与革命原属同流”，使很多兴中会会员转向了保皇党。许多人还出巨资，赞助出版保皇党的机关报《新中国报》，这张报纸大肆鼓吹保皇，攻击反清革命。
凭心而论，梁启超以他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天才的文笔，感动和教育了无数中国青年，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都成了革命的主力军。
而且梁启超认为没有民众的觉悟，只靠一两个英雄人物，靠暗杀和暴动，很难有什么好结果，这也是很正确的道理。另外，他对革命党全盘否定中国文化是不赞成的，从后世的眼光来看，梁启超无疑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但他并没有赢得多少喝采，反而被很多人当成了革命的阻力。
“康梁这两个孔老腐尸的忠实弟子，先是拿着什么狗屁衣带诏，招摇撞骗。现康狗远走欧美，却还有梁启超在摇旗呐喊，极力夸大轻言革命的危险，确实应该猛烈地反击，夺取思想上的领导权。”邹容果然有些耐不住性子，忿忿地说道：“改良改良，实在是革命的最大阻碍，非以论战取得胜利，不能使革命继续发展。”
“梁启超的学识渊博，言论的蛊惑性极强，想在论战中取得胜利，邹容老弟想得过于简单了。而且——”陈文强有意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革命党连个喉舌都没有，又怎么鼓与呼？”
“梁启超确实比康有为更厉害，但革命不能退缩，我要以实际行动对其进行猛烈反击。”邹容有些期盼地望着陈文强，说道：“雷诺兄，你会出资相助吗？”
“你看，这不就又归结到钱的问题上了？”陈文强呵呵一笑，笃定地说道：“我准备先出资一万元，在东京创办报纸。如果你愿意，就由你任主编，你可以随意挥洒，与保皇党死战到底。”
去吧，少年，去东京骂战吧，我很看好你哦！陈文强很是期待地望着邹容。
邹容很有些动容，既是为陈文强的慷慨，又为自己能尽舒心中所想、纵情挥斥而激动。
“好，我去东京。”邹容终于下了决心，又迟疑着说道：“若是枚和兄能同去，就更好了。”
“咱们先去东京搭好架子，然后再请他们去呐喊助威。”陈文强没有一口答应，而是模棱两可地说道：“放心好了，这边我会安排的。”
连哄带骗说服了邹空，陈文强算是松了口气。他要去日本东京，还真是不放心把邹容留在上海。现在苏报的言论越来越激烈了，很可能遭到当道者的打击。而他不在上海，谁能管住邹容这个热血一上头便奋不顾身的家伙。
当然，对于邹容，以及与他类似的革命者，陈文强却没有轻视之心。虽然他们他们或许幼稚，或许冲动，或许目光不够深远，但这都不是嘲笑轻视他们理由，他们之乐于舍生赴义，是因为“祖国存亡在此一举”，是“为天下人谋永福”。
对于他们来说，爱国主义不是抽象空洞的口号，而是不惜为之捐躯献身的崇高的精神力量。为了推翻腐朽卖国的清朝政府，结束封建君主*制度，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富强，他们置生死安危于不顾，摈功名利禄于度外，抛头颅，洒热血，所表现出来的高尚的革命情操，值得钦佩尊重，是中华民族永久值得珍视的精神遗产。
在很多时候，陈文强感受着邹容等人如火的激情，心中未尝不激动，甚至鄙视过自己的过于冷静。但转而一想，在这个大时代中卷入革命潮流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自己做不了一个宣传鼓动家，那埋头苦干，为革命者提供财力物力，似乎更适合自己。
不管是自我安慰，还是乱找借口，陈文强还是在努力发展着自己的事业，积累着实力，并适当地为革命添砖加瓦。
为了防备夜长梦多，陈文强极其迅速地派人护送邹容登上了东去日本的轮船，顺便也带去作好编号的新药样品。而他还要在上海呆上些时间，做更长远发展的布置。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天津后，在京、津地面划分界址，设置“捕房”，派遣外籍巡捕站岗巡逻。辛丑条约签订后，八国联军分期撤兵，清政府为维持当地的秩序，也组织了类似“捕房”的机构，派出巡警守街巡逻，为旧中国最先创立的警察。
到了1903年，清政府下令施行“新政”，命令各省一律举办警察。上海由于历史原因，此时虽尚未形成完整的警察机构与系统，但已经在辖区下设捕房，通称“中国捕房”。现在朝廷旨意一下，上海道立刻开始加速筹办警察，在求志书院(今乔家路北)设警察学堂，将巡防保甲局改为警察总巡局，开办城内南、西两局，并公开招训警察。
趁此机会，陈文强开始进行运作，一是挑选帮中兄弟前往应聘，二是拿出数万元用于上下打点，谋求警察局中更高级别的官职。
无间道吗，说是也是，黑白两道的势力都要有，才能纵横上海滩。不光是华界警察，租界招巡捕，陈文强也要挑选可靠兄弟应聘加入。有帮派力量的暗中扶持帮助，再加上金钱贿赂，由帮中兄弟担任的警察和巡捕逐渐升职，攫取更多更大的权力是值得期待的。
暗的有帮派，明的有官差，互补协助之下，龙兴堂的势力扩张将会更加顺遂。而买官这一途径，则通过此事开始被陈文强所重视，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思路。
说到捐官，在当时不仅是穷疯了的清政府赚快钱的“好办法”，还是一些富人抬高身价、减少官府压榨的一个法门。象朱葆三、虞洽卿、叶澄衷、祝兰舫等巨商，都是捐有官职的，最高的甚至是道台，称之为“红顶商人”亦不过分。
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特别是上海，广泛结交各界人士，才能够在各种情况下左右逢源、化险为夷。作为缺乏武力保障的商人集团，尤其如此。所以，他们通常谁也不得罪，谁都结交，在清朝官府、外国领事、帮派势力，乃至革命党人中都有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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