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你这么坚持，我将来一定要看你的屁股。你说了这么多，你的英文到底好不好？”
“很好。口语我不敢夸口，我中文太好，思想太复杂，又没交过美国女朋友，英文口头表达不是十分顺畅。在北京待的时间太久，说话习惯不把嘴张开，英文带北京口音。但是，我初中就能读原文版的《名利场》，患有背字典强迫症，你雇的那个揽生意的洋人，会的英文词汇可能还没有我一半多。”我刚吃完两碗干饭，开始自夸。
“好，我有些专业的英文东西需要找人翻译，我希望能翻译得像中文。我的秘书找了几家翻译公司，都说干不了。”
“你是找对人了。我们爷爷奶奶辈的教授们，从小上教会学校长大的，说英文比说中文利落。但是这些人还健在的，在国内的，都忙着给中央首长看病呢。人家不可能给你翻东西。中间这拨人，不提也罢，看洋妞兴奋，看洋文就困。再数，就是我们了。”我没有穿明黄套装，没有金发碧眼，但是我也希望能够靓丽。
“我有三盘关于流式细胞仪的录像带，需要翻译成中文，然后请人配音。我没有原文，我只有录像带，你别皱眉头，如果好做，我就不找你了。你可能需要先听写下原文，再翻译。我要得很急，我要赶一个会，你有三天时间。录像带就在我包里，吃完饭我给你。秋水，得一个教训，牛皮不是可以随便吹的。”
“火车不是推的。我能给你弄出来。”
“你如果弄不出来，我就告诉我的老板，在北京没人能弄出来，那个会赶不上了。”
“好。”
“价钱怎么算？”
“算我帮你忙吧。我吃了你的嘴短。”
“秋水，再给你一个教训，这个世界上存在两个人互相喜欢，但是不存在帮忙。你开个价吧。”
“我和你说的世界可能不是一个。我的世界有‘有所为、有所不为’，有‘天大的理，敌不过我高兴’，有‘这件事儿我只为你做’。不管了，今天的馆子是我点的，翻译的价钱你定吧。”
“好，英译中，翻译公司千字三百，加急五百，我给你再加倍，千字一千。”
“好。三天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我拎着一提兜麻醉机说明书和柳青的三盘录像带回到宿舍，桌子上有一张字条，王大的字体，肥硕而零乱：“秋水，我们去喝大酒了。你看见字条，马上滚过来。我们在东单大排档，辛夷发现的一个新地方，就在东单电话局西边一点儿，邻着长安街。”
时间已过十一点，校门已经锁了，但是大酒一定要喝。我们的校门（还有世界上其他很多门）上锁的目的不是为了防止闲杂人等出入，一把锁根本防不住。这只是走个形式而已，让真正需要进出的人多些麻烦。为了喝大酒，多数时候我们需要翻门而出再翻门而入。这种不十分正当的出入方式让我们兴奋不已，让我们的大酒多些威力，好像我们暂时脱离固有的生活，在做一件十分不正当的事情。
我们的校门三米多高，铁质绿漆，顶端为梭镖头状。翻的时候不能十分大意，否则梭镖头戳xiati，即使不出血也会kua间软组织挫伤，走路的时候xiati沉重而疼痛，一步一颤。我翻过大门的时候，月光很好，“勤奋、严谨、求精、献身”的八字校训在月光下隐隐发光。值班室的白炽灯亮着，校卫队队长带着几个校卫队员在值班室打扑克，争得脸红脖子粗的。
我们的学校建在东单和王府井之间，虽然学生难以心无旁骛，但是喝大酒却十分方便。东单和王府井之间不仅有事儿事儿的王府饭店，找俩黑人穿个白汗衫把门就冒充高档场所的和平迪厅，还有很多小馆子。喝大酒要到小馆子去，大馆子不行，一是大馆子太贵，因为假装漂亮的环境和假装高雅的服务小姐，一瓶酒要多付十瓶酒的价钱，喝得兴起，下月的伙食没着落了。二是大馆子事情太多，说话声音不能太大，说话内容不能太怪力乱神，不能随地吐鱼刺，不能光脚丫穿鞋，喝到酒酣不能光膀子，喝到一半就把灯熄了说“下班了下班了”。三是大馆子不许喝醉，保安一个比一个壮，经理一声令下，就能把我们一手拎一个扔到大街上；假装高雅的服务小姐好像骨子里一个比一个淫荡，但是你一个眼神不对她们都要喊“抓流氓”；台布那么白，地毯那么干净，我们自己都不好意思喝高了吐在上面，这种自己管束自己的心态最可怕，这哪能叫喝大酒呀。小馆子才好。东单和王府井的小馆子很多，它们有很多共性：它们都脏，都乱，都拥挤，都鼓励喧哗，都没什么好吃的；它们都便宜，都有普通燕京啤酒，都贵不过两块五一瓶，啤酒都凉；它们都没有固定打烊时间，我们在，生意就在，灶台的火就不灭，等着我们点摊鸡蛋；它们都很勤地换老板，换得比东单专卖店的服装换季还快；它们都不论菜系，什么都做，什么容易做就做什么；它们最大的共性是都欢迎我们这些喝大酒的人。
东单大排档，最靠街边的一张大桌子，乱坐了我的兄弟们，王大、辛夷、黄芪、厚朴、杜仲都在。桌子上好几个空盘子，半盆煮五香花生，一堆花生壳，一大盘子拍黄瓜，十来个空燕京啤酒瓶，桌子下面一个啤酒箱，里面还有十来瓶啤酒立着没开瓶。好像除了厚朴，都灌了两瓶啤酒以上，脸红了，脖子粗了，脑子乱了，身子飘了，xiati僵了，话多了，口没遮拦了。
“魏妍就不是东西。”杜仲声如洪钟。自从杜仲被魏妍当众羞辱之后，杜仲数次寻死未遂（按黄芪描述，悲愤交加的杜仲尝试过不撒尿憋死、喝酒喝死、电炉煮出前一丁的方便面被电死或撑死等等，但都没有得逞），于是寻找一切私下里的机会，羞辱魏妍，把所有黄笑话女主角的名字换成魏妍，逢人就讲，不管人乐意不乐意听或者以前听过没听过。
“魏妍可是我的心坎。”王大和杜仲抬杠，想看杜仲能恶毒成什么样子，声音响亮到什么程度。我喝了口啤酒，剥了颗煮花生，微笑着听热闹。
“你也有心？”
“我有一颗奔放的心。”
“属于闷骚型的。”黄芪插话。
“外表冷漠，内心狂野。”辛夷评论。
“你的心有几个坎？”杜仲接着问王大。
“我一颗心，两个心房、两个心室，每个心房或心室都是不规则的立方体，每个立方体都有八个坎。所以我有三十二个心坎，我有很多心坎。”我们医大，一届只有三十个学生，女生占一半或稍出头，稍稍有些眉眼的，就是王大的心坎。
“我就知道你也不是东西，所以你把魏妍当心坎。我们班花师姐真是瞎了眼，插到你这坨牛粪上。”
“好多人都参加过争当牛粪的活动。”
“魏妍这种小人，我都可以想象她新婚之夜会如何表现。”
“人还是要积一点儿阴德的，否则即使晚上没鬼，也会有东西叫门的。”黄芪乐了一通，然后规劝杜仲。
“魏妍一个上海人，怎么能说出那么多北京土话。”辛夷觉得不真实。
“你们不应该欺负外地人。”厚朴抱不平，不喝酒，大把吃五香煮花生。
“魏妍不是外地人，是上海人。”杜仲对上海人有成见。杜仲对于上海人的成见源于他在上海的一次经历。
杜仲去年暑假去上海拜见他的一个表舅，他表舅在马来西亚发了财，想到上海捐些钱，用他的名字命名一座大桥，每天好让千车过万人踩，心里感觉很牛气。如果没有第二次文革，那么大桥在，他的名字就在，他死后，他的后代就可以时常来凭吊，追念他的丰功伟绩和绝代风华。这一切，比起在穷山恶水但是号称风景秀丽的乡镇买块墓地强多了。杜仲的表舅告诉杜仲，开始，政府官员的建议是用他的名字命名一所中学，“教育兴国呀！”政府官员说。就在他决定答应以前，精明的他打了一个电话给他一个精明的上海籍进口商。那个精明的上海人恭维了半小时他的爱国热情，然后简单地告诉他，他被人骗了。那所要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校在上海以出产傻瓜闻名，如果用他的名字做校名，他会被人当作SB经常念叨的。“真***悬呀。”杜仲表舅用跟杜仲学的北京土话慨叹。杜仲打的到表舅所在的东亚富豪酒店，的士司机看杜仲仪表不是很堂堂或者说很猥琐，对上海又很不熟悉，带着他兜了好几圈才到衡山路。杜仲觉得好像快到了，又不想看的士司机那副欠揍的鸟样，声若洪钟地喊“停车”，的士司机逮着机会，不屑地说：“你们乡下人以为这里还是你们外地，想在什么地方停就在什么地方停！这里是上海，不要搞错。”然后又拉了杜仲老长一段才停下。杜仲推开车门，拔腿就走。的士司机高喊：“付钱！”杜仲忿忿地说：“我们乡下人从外地来，出门从来不带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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